2007/10/10,
下面這個，摘錄於我的碩論序言，還請各位網友指教。我的碩論摘要，請參考這裡。
患者：台灣。
既往症：幼年時（即鄭成功時代），身體頗為強壯，頭腦明晰，意志堅強，品行高尚，身手矯健自入清朝，因受政策毒害，身體逐漸衰弱，意志薄弱，品行卑劣，節操低下轉日本帝國後，接受不完整的治療，稍見恢復，唯因慢性中毒達三百年之久，不易獲然而瘉。…。
預斷：因素質優良，若能施以適當的療法，尚可迅速治療。反之若療法錯誤，遷延時日有病入膏肓死亡之虞。
－蔣渭水，1921，〈臨床講義〉
我出生於1980年，算是草莓族。我的同輩，莫不成長於經濟起飛、生活環境優渥的富裕社會，享受上一代以絕食、流血換來的民主化成果，面對這一切的美好，我們沒有反省的需要或必要。中學時代的我，亦與同年齡的人一般，盡情享用先人奮鬥的果實：身上穿戴的是當下流行服飾，手上拿的是教導人們如何致富的財經報導，腦中夢想的是王文華對台北紙醉金迷的描寫….。我就在這樣的態度下參與社團、準備聯考，希望可以在大學中獲得一夜致富的工具，準備在台灣這個錢淹腳目的地方大撈一筆！幸好這個想法沒有持續太久。
1999年9月21日，我高三，台灣受到921大地震。這一震，震出許多存在已久，但卻該發未發的社會問題：官員的貪贓枉法、政治的骯髒腐敗、人民的私利鑽營、建商的偷工減料…..，從小對台灣社會的認識是隔一層朦朧而美好面紗的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因人民辛苦勤奮工作而有經濟奇蹟、這個我眼中錢淹腳目、看似先進大國般的台灣社會，竟然是如此醜陋、污穢而敗壞？我不禁懷疑：台灣這個美麗的寶島，這個教科書中稱之為富而好禮的社會，曾幾何時竟成為這樣的人間煉獄？這個問號，讓我對自我生命價值有了全新的認識。
生於斯長於斯，對台灣社會應該要有所貢獻。面對台灣這個生了梅毒的母親，我期許自己有將之治癒的一天。高中時代的我深信，台灣社會的問題根源，乃在於政治的混亂，只有徹底解決政治上的問題，台灣社會才有轉向美好的一天。於是，2000年，我進入台大政治系。
我滿心期待政治學的訓練，有助於解決我原先設定的目標，所以我非常用功，也取得了在外人來看還相當不錯的成果，但我失望了。失望的原因分成兩方面，第一是台灣的政治學本身的議程設計，第二是我對社會問題已有不同理解。
第一，我現在認為，政治，只是更底層社會問題的結果，而不是起點。
我念了四年政治學，這四年我得到最重要的結論就是：政治問題，只是反映了一些更深層的社會問題的表象。政治問題看起來很絢爛，很吸引人，所以強烈吸引了高中時代還搞不清楚狀況的我，但是我漸漸發現，要解決這些政治上的困局，到頭來還是要回到特定的專業議題下去解決。換言之，一個受過專業政治學訓練的人（如果政治學被視為一門專業的話），在最根本的層次上政治科學不能解決問題，只能緩和問題，讓問題的破壞力小一些。要解決問題，還是要去其他學科裡面找答案，只有從最基礎的實際案例著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因為實務上的理由，我開始對我自己當初的選擇感到猶疑，但真正決定我轉向的，是這個學科的議程設計。
第二，大體來說，我原始的關懷一直是圍繞在「平等」上，這是我進政治系的根本動機。只是政治系提供給學生的訓練，大體上不包括「平等」這回事。
台灣過往的殖民統治與威權政體，對台灣社會產生太大的影響，這也同樣影響了台灣社會科學研究的目的。台灣社會科學的研究議程中，有一大半的目標是要把個人從集體的壓迫中解放出來，這在經濟學中就是直接導致新古典經濟學的獨霸，而在政治學跟法學，最重要的主題就是對各種類型的「自由」的追尋。這樣的威權政治背景，使得這幾個學科在「平等」的議題上，幾近空白。當然這個情形在新一代學者回國、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漸漸有些改變，不過這只是程度上的差異，整個學門的基本精神，還是原來那股由海耶克－殷海光這個脈絡所傳下來的「保衛自由」學風，這點沒有改變。
這使得在大學時代一直待在法學院，認真精鍊研究技術、沒有向外亂找東西的我，被催眠「自由很重要、自由很重要」N次之後，在知識上就算不是個堅定捍衛自由主義的人，也一定是個價值多元論者。跟我上下屆的同學，若沒有自己去外面挖掘其他讀書團體，或運動團體，我們當時可以看到的大概就只有這樣。我們的世界就是這麼小。在法學院，根本沒人聽過交工樂隊、濁水溪公社、苦勞網這些東西。我們所知道最邊緣、最有進步意識的團體，大概就是一些政府周邊的一些政策研擬性質濃厚的非營利基金會。
在上述的學術邊界、氛圍裡，我混得還算可以。但是即使當時已經看到一些成果，但還是越來越覺得不對勁，但又不知如何表達那不知名的迷惘。強調相互尊重、彼此平等而沒有絕對是非的多元價值論，強調政府強大就會欺負人民、以擔憂法西斯重現為職志的修正式自由主義立場，聽起來都很有道理；可是這些理論，不知怎麼回事就是沒有搔到我的癢處，但我又不知要怎麼表達我的感覺，在當時就不想再繼續升學了。這對一個以第一志願上政治系、而且全心全意在讀書的我來說，是非常大的挫敗。直到大學生涯已接近結束的大三升大四暑假，我因故讀到了謝國雄的《純勞動》，我的生命才有重大轉變，整個視野才開闊起來。
《純勞動》帶給我的震撼非常巨大。其一是我從來沒看過這麼好的研究成果，都已經到大學末端了，我才看到真正的「研究」（而且那還是在1997就出版了的東西喔）；其二是我清楚感受到「這才是我要作的」，那種原初夢境被召喚出來的強烈感受。我雖對政治系有許多不滿，但我仍相當接受「捍衛自由」這個學科的基本信念；然而謝書背後探索經濟平等的靈魂，卻更與我的原初目標貼近、重疊；更重要的是，他的嚴謹分析真的是讓我開了眼界，好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儘管在這之前我已經累積了一些成果，不過到這時我才算是知道甚麼是學術研究，才開始知道左翼研究的存在及其深厚傳統；完全就是因為這本書，我才會念碩士，才會重新燃起對學術研究的熱忱。
因此，對我個人來說，《純勞動》絕不只是一本分析很嚴謹的研究專書，謝國雄這個人也不只是個優秀的蛋頭而已。這本書跟這個學者在根本上就是我在知識上的啟蒙導引，也是必須面對的高山。我日後會慢慢地、或是糊里糊塗之間走到勞動研究，大概也是在讀到《純勞動》之後，就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當然，台灣是一個民主尚未鞏固，尚在轉型階段的「前」民主國家，政治自由絕對是重要的課題，這點我毫不懷疑；但對我個人來說，處於天秤另外一端的經濟平等，對我個人來說卻是更為急切的議題。這個選擇，不是孰對孰錯，而純粹是個人因為時間有限，而不得不做抉擇的問題。
因為這個背景因素，當研究所同學們笑我是個在馬克思腳下撿碎片吃、是個庸俗的政治經濟實證主義者，而過往大學同學則認為我誤入歧途，跑去作虛無飄渺的文化研究，我不會有太多怨言（但在我看來，他們應該罵我是一個實用主義強烈、且極為傳統的啟蒙現代化論者才比較精確）。人們有時並不清楚他自己用的那些字眼的實際內涵為何，所以我不會埋怨同學們的誤解；事實上這些誤解也是早就是可以預期的事情。甘願做、甘願受，我的堅持有我的理由。而我之所以對此立場堅定不移而坦然接受其侷限，不只有個人生活背景上的歷練，更有我對學術實踐與社會改革的認知基礎。
大學時代，我曾經以為，在爬山時帶著塑膠袋，撿起山林中的垃圾就是一種貢獻；我曾經以為，幫忙社會團體作一些非營利宣傳就是一種協助；我曾經以為，為校內住宿生的悲慘環境而奔走，就是一種社會運動；我曾經以為我把握了每個能貢獻自己的機會，試圖用自己小小的身軀來衝擊這個龐大的社會，透過自身主動的具體實踐，告訴人們台灣還有改變的可能，這就是一種貢獻。然而真的是這樣嗎？難道作為學術圈的成員，我能作的就只有這樣？
在具體的研究實作中，我得到我自己的「學術本分觀」：空有行動而沒有論述、空有熱情而沒有理智，沒辦法真正改變世界；我們仍需要知識工作者提供行動論述、需要有人去告訴我們社會的各種黑暗面向、去打破許多既成的迷思，實際改革者才能展開行動。簡言之，我在實際的研究歷程中，體認到了學術研究確實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而我矢志投身於其中，用學術研究、知識創新的方式，來回報生我的母國。
作為學術工作者，我們期許自己的研究，可以幫助更多人認識這個世界的黑暗面，揭露世界的黑暗面，讓人們有更強的動機站起來改變世界。我們堅守象牙塔的陣地，期許自己可以透過精確分析來找出世界上的不公不義；我們堅守著孤獨而無人問津的學術分析，寄望透過知識的發展，創造出更多的實際改革者。這個世界將不會有人認識我們，我們不會是被眾人歌頌的英雄，也不會被稱為社會進步的推手，但世界將因我們的努力而有所不同。
受人點滴，當湧泉以報。台灣的納稅人花了大把鈔票來養我來受高等教育，讓我讀了那麼多書，那麼我完成多少他們交付給我的任務？921都快滿八年了，而我生產出什麼東西拿來回報我的母國？我到底為台灣作了什麼？
看看這本書吧，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寫這本論文，帶給我的一個重要成長，就是告訴我沒有什麼什麼事情是可以一步登天的。儘管我有崇高的抱負、儘管我把這本書當成是生命的一部份，而這本論文確實也是我這三年所有心力交瘁後的成果，但現實就是相較於前人，這三年的努力仍然是高不成低不就：謝老師宛如遠在天邊、連山頂都看不到的蘶峩高山，而我拼死拼活也不過只走到登山口而已。這本耗盡我所有精力而生成的論文，充其量也就只是一本勉強通過口試審查的碩士論文而已，我實在沒有辦法告訴自己，說我的成果對台灣社會有什麼貢獻。面對台灣，我心有無限愧疚。但碼表時間已到，儘管所得仍不足，仍必須收尾，只能期待後人能繼續踩在本書的基礎上繼續往上爬。
（以下為謝詞，故刪除）
延伸閱讀：
Bramasole。思慕太陽：左轉。
Bramasole。思慕太陽：自溺研究生的美麗與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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