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Hernandez--兼論台灣棒球員的勞動體制

2006/05/14,

物競天擇是職棒場上必然的汰換過程。但在台灣的職棒場上，我們的球員面對的，是一個更不公平、完全向資方傾斜的世界；而其中受害最多的，就是來台工作的外籍球員。台灣對待外籍球員的方式極度不合理，這可由下面東森的這則新聞中明顯看到：

記者歐建智／台北報導 (2006/04/18 23:09)
誠泰COBRAS洋投費南德茲（willy按：Fernando Hernandez）18日的荒腔走板先發投球，投1局又2人次就丟8分的表現，讓球隊嚐到輸球，也讓自己領到一場離隊同意書。COBRAS總教練吳復連賽後十分生氣地說：「會以最快的速度送走費南德茲。」

由於誠泰COBRAS在上週已有一位新洋投威格斯來台測試，教練團無法忍受費南德茲這樣的投球表現，當場就下指示，要費南德茲即刻走人，總教練吳復連表示，會以最快速度買機票，把費南德茲送回國去。

球團，其實也就是一家公司；領隊（米國稱之為general manager, GM），也就是這個公司的CEO；而球員，當然也就是這家公司的員工。一間公司可以找一千萬個人來面試，十萬個人試用，最後只任用一個人。這是公司的權力。同樣的，一支球隊在春訓階段，領隊可以找一千個人來測試；簽約前，他要叫誰離開春訓營都是他合理而正當的權利；因為在這之間兩者的關係是平等的，不存在老闆跟員工的關係。

然而，一旦球員測試通過了、球團跟球員簽約了，那兩者的關係就會變成老闆跟工人的關係；就好像員工經過試用期，簽下薪水合約變成正式員工一樣。一旦簽約，員工就不可以隨意漲價、也不可以說不幹就不幹；同樣的，老闆也不可以隨便開除員工；真要強迫他離職，也是要合約內的薪資給員工。這是資本主義市場下，最基本的勞雇關係。

如果google看錯李開復的本事、球團看錯球員的能力，那公司的董事會就應該要把CEO抓過來，質問Sergey Brin & Larry Page為什麼那麼愚蠢，沒看出李開復是假貨？為什麼林致光跟吳復連在春訓階段或是測試時沒看出費南德茲的能力，還讓他在場上丟了23局？公司董事會只能怪自己，因為他們任用了一個白目的CEO，讓這個CEO錄用一個痞子進公司混吃混喝。董事會應該是要火掉那個CEO、然後趕快把該年度的薪資塞給痞子叫他趕快離開。

很可惜，上述這套資本主義的基本精神，在台灣完全不適用。

因為台灣這個魔幻國家，他的法律制訂者認為：「棒球員不算是勞工」，因此棒球公司跟球員之間的合約內容是怎樣，完全不甘我執政者的事；這樣的放任結果，就讓那些原本就壟斷整個買方市場的大公司集團，在勞資談判中予取予求：契約內容完全由公司決定，勞工什麼都不被考慮。而最具體的結果就是：球員永遠都在任用期、隨時都可能被解聘，就算有合約，其合約內容也是極度不公平。

經典的案例之一，是一般上班族如果真被操爛然候找理由火掉，至少都還有三個月的離職金，而台灣棒球市場上的洋將，在台灣只有一張單程回國機票。

經典案例之二，是一般上班族如果跟老闆不合，媽的年底我就跳去隔壁公司工作，看你奈我何。然而，因為整個勞動力市場是由買方（資方）決定，而且政府完全不介入（例如在石油市場上，政府就不准中油與台塑有聯合漲價的默契），以致於員工根本無法換公司工作，因此勞工的價值就不能在市場上公開拋售，看誰價高取得其勞動力。

因此，球員就成為變成單一公司的「奴隸」，由公司自行認定其勞動價值，而來台工作的外籍球員，更是其中最悽慘的一群工人。

上面都只是使用一般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普遍法則來看待棒球員的狀況而已，這都還沒有考慮到在職業棒球運動中，以球季為記薪單位的特殊勞動狀況。例如，現在這位費南德茲被台灣球團趕走後，他是要去哪裡找工作？市場上每間公司都已經找到人、都額滿了，那他今年是要怎麼過？

費南德茲本身有沒有實力在台灣的棒球市場下存活，是他的本事；但是台灣球團以這種方式叫他包袱款款回家吃自己，完全是台灣政府、台灣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如果台灣的球員，在國外遭受到類似的待遇，我們作何感想？如果陳金鋒在美國，被人家取了一個農藥產品的英文名字、被人家要求要帶傷上陣，打不好就直接火掉，我們台灣人作何感想？如果王建民有一天變成yankee的王牌，因而被教練要求一三五先發、二四六牛棚預備、被操壞掉後就把他扔回台灣吃自己，我們台灣人作何感想？如果郭泓志開刀不順利，就被當地報紙在沒有證據的情形下，就聲稱這個球員有吸毒，那我們台灣人作何感想？

台灣政府花了那麼多錢送佣金拼外交，卻不知道自家裡的娛樂運動，早已敗光了自身在外的名譽。去拉丁美洲參加人家的總統就職典禮，就會讓人家認識台灣？人家早就從那些來台工作的球員口中，把台灣想像成一個邪惡之島了。


謹以此文來悼念被誠泰Cobras糟蹋的Fernando Hernandez、在台被剝削的洋將，以及每位在球場上娛樂我們的球員。你們帶給我們太多的感動，而我們卻無以為報。台灣人對不起你們。




（本文原發表於PTT-baseball(2006/04/19), 經重新改寫後發表於此）

（頁首圖片是Fernando Hernandez的照片，這邊是他在台灣的成績，以及在美國的部分成績）

不是本土化或國際化、而是好或壞

2006/05/04,

本土化這個詞彙，最近忽然又重回我腦中。這不是什麼間歇性布式憂鬱的問題，而是張茂桂這兩天跑來清大演講所導致的。這裡就不談他演講的內容了，而直接來談談我根本土化這個名詞的愛與恨。這篇文章可視為簡介我過去兩年的幹的事情，也是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的對話。



以前大學是念政治系，那時候我搞的最好的就是選舉研究，那個時候我的任務就是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跟資料去預測選舉，而誰研究作的好，就是誰的預測工具比較準，誰判讀資料比較準確。作這個題目其實還不太難，認真一點的人很很快就可以抓到技巧然後就可以在裡面過日子了，我在大學時做出的成果雖然還很青澀，被降成研究紀要，但是那些嘗試，大概就可以看到我如果繼續作下去，可以得到什麼樣的未來了。

但那個時候我經常很困惑，常覺得我不知道我作這個東西有什麼用、對社會有什麼幫助，有強烈的不知為何而戰的感覺。我的同學沒有辦法回答我，我讀的文章也不能說服我，又膽小不敢問我當時的老師，只能默默作。張茂桂說許多研究都沒有靈魂，我覺得他講得真是太好了，我就覺得我那個時候作出來的東西，就真的是沒有靈魂的東西（唯一稍微有的地方也被審稿人刪掉啦-_-）。

在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我因緣際會讀到柯跟謝的書，大受感動。因為他們讓我看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告訴我什麼才是精湛的學術研究。後來，又因緣際會，讀到了1980楊國樞在中國化會議上的引言，那時真的是很感動，就好像一個還沒有被啟蒙的同志，上了大學無意中讀到同志研究時的激動一樣。我真的感覺到那種文字裡的跨代神交所帶來聖靈充滿的感覺。從那時起，我就一直注意中國化跟本土化的文獻，並將內部的辯論視之為同志般的革命情感間的相互爭執而予以體諒。這樣的想法一直持續到研究所一年級結束。

進入社會所有滿腹的熱情，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大展身手，實踐前人未完成的夢想；但隨著在新領域研究的發展，我越來越感受到實在很難做到，真是「心之嚮往甚高、所能達到的卻很少」，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以我目前的研究來說，其實講得難聽一點，也不過就是copy謝回國後的作法，至多再加上一些理論修補而已；講得坦然一點，這實在是很鳥的東西阿，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熟悉我整個研究的同學就安慰我，其實這樣就很不錯啦，這是碩士論文耶，已經在25歲就做到謝國雄35歲才做到的事情了，那不就代表我有機會可以比他更往前走一步了嗎？我也瞭解研究的突破本來就是需要時間，只是我感覺到的是，我的靈魂非常不滿意我肉身做到的成果，因此常常跑出來哭喊說他找錯託付的對象了。我猜想，這種難堪大概也就是我最近有在考慮要繼續念書的原因吧。

不僅如此，我的實作經驗，也讓我漸漸對本土化一詞有不同於過往的想法。


以前的我（其實也不只是我啦，都嘛是一群人一起罵XD），經常會隨便批評別人說：那個誰誰誰的研究也都是西方理論的套用，一點都不本土化，沒什麼了不起，遜咖；這個誰誰誰的研究有本土概念的使用，才是真正的本土化研究，真學術人一枚。但我現在對這樣的批評越來越反感，儘管以前我也幹過同樣的事情。我改變的原因，第一個當然是這樣罵也會罵到我自己阿，我當然覺得很難過咩；但真正重要的是第二點：我發現這樣罵其實並不實際。

我漸漸發覺，我在運用這個概念的時候，其實不是真的在指涉一個人的研究品質，而只是一種劃分你我的政治標籤。因為人們其實沒辦法用客觀的方式判斷，目前這個研究成果，到底是這個研究者暫時的結論，還是他最後的成果。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我的碩士論文可算是本土化的研究嗎？如果是，那請問你怎麼看待我理論套用、少數修補的部份？如果你說不是，那請問你是否也認為謝國雄不算是本土化的研究者？畢竟我現在作的事情，就是他念博士的時候在幹的事。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客觀的標準，從具體的文本分析中去判斷一個研究是本土化或不是本土化，因為你不知道這個作品到底只是頓號還是句號；因此人們就會傾向用他跟這個作者的熟悉或親密程度，去判斷這個人的研究是不是「本土化」。例如，跟我熟識的朋友，看到我的研究，他腦中浮現的是我平常掛在嘴巴上的淑世大道理，所以他對照我的研究，他就會覺得iamwilly的研究算是本土化；那不認識我的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平常在幹嘛，也不知道我未來有什麼計畫，那他看到的就只是我的理論運用與修補，然後他很自然的會認為，iamwilly也只不過是在作學術OEM而已。那到頭來，「本土化」官冕堂皇的學院詞彙，也就是與「愛台灣」同一等級的標籤而已。

你的研究被稱之為本土化的研究，並不值得高興，因為這只是顯現你跟那個評論人比較要好而已。這就跟有人說你是真正愛台灣，然後另外一個人不愛台灣一樣。

那既然本土化這個詞彙，沒有辦法精確區分研究成果的話，那為什麼不要回歸學術研究的最原點：什麼是好研究、什麼是爛研究呢？

所謂好的研究有一些「絕對」的要求：精準的提問、精確的理論引用、理論與資料的密合、論證前後一貫且緊扣證據，結論與提問相呼應。而社會研究，本來就是應該要為了自己的社會來提問，然後再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跟自己的機厭資料作細密的engage，從事研究本來就應該要遵循這個要求，不管在哪個國家都一樣。一個符合這種標準的研究，不管人們給他貼什麼標籤，搬到全世界都是好研究；不符上述的標準，不管他身上有什麼標籤，都是爛研究。借用張茂桂的語言來說，就是「沒有本土化的問題，只有學術膚淺主義的問題」（我引用他的講法不代表他會同意我的論點，只是我覺得他這句話深得我心而已）。

我之所以會特地這樣說，是因為我認為台灣的社會學到現在，已經沒有本土化這種理念性質的問題了，影響比較大的應該是制度性的學術評鑑、升等、任用問題。這個趨勢也反映在過去這幾年的幾個論壇的標題上面。既然如此，那就直接就事論事的討論那些制度的問題不就好了，幹嘛還要拉一個本土化的詞彙來睥睨一下跟自己不要好的人？



我在清大經常被視之為實證論者，貼上標籤後人們就不屑聽我的論點（會覺得我是實證主義者，基本上是不熟悉「代表性的實證主義文獻」才會有這樣的講法，這個以後有機會在談）。不管你是怎麼看我的，只希望可以想想我辛辣主張背後的想法；我相信我的論點不算特別，只是沒人有勇氣敢直接這樣宣示而已。

本土化，這個曾經讓我聖靈充滿的詞彙，我對它有無限追念，然而到了今天，我們不應該還被它背後的民族主義價值判斷所誘惑，而應將其內在很好的願景、與學術研究的一份證據說一份話的務實相結合相結合，這才是台灣學術社群應該要作的事情。

我呼籲，不要再使用這個在今日近乎等同於政治標籤的詞彙，來作為審視研究的方式，而回歸到學術研究的原點：直接以該文獻的具體優缺點，來做為我們對該文獻的評判；如此讀者可以直接從文獻回顧中成長、作者也可以從中精進。希望我們可以跳開無意的人格式評價，用具體而實際的溝通方式，來重回當年前輩們自我反省以求精進的原始初衷。

畢竟，真正的本土化，是用作的，不是用講的嘛。



（頁首圖片是台灣特有留鳥：台灣藍鵲）